“一座城市是否宜居，不由规模和高度来定义。宏大的城市叙事，最终要落到推开门的那一刻。”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邓智团的解释颇为生动。
在他看来，好房子与宜居城市，是“细胞”与“肌体”的关系。反过来，好房子也从来不是孤立的私域产品，唯有嵌入15分钟生活圈、公共服务和社区治理，才能真正兑现其宜居价值。也就是说，“细胞健康，肌体才有活力；肌体有力，细胞才能获得支撑”。
当一座城市把“宜居”写进发展目标，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宜居涉及经济效率与居民幸福感、科技发展与人文价值、短期增长与长远效率，也涉及不同族群、区域和世代之间的利益平衡。不管是对上海这样一座容纳了25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还是对埃斯波这样一座1972年才建市、20%以上居民母语非芬兰语的年轻城市，这些挑战都同样棘手。
在10月30日举行的上海与芬兰埃斯波关于宜居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研讨会上，两地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好房子构筑宜居城市”展开对话，该会议也是2026年世界城市日城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的系列边会之一。从住房保障体系到居民参与规划，从博物馆公共空间到5G人群感知，两地的经验互为参照，也暴露出一个共同命题：宜居不是单一指标，而是城市治理能力的综合检验。尽管实现路径不同，但最终的成效都要落在居民的生活品质上。
好房子不只是工程指标
“好房子”听起来是技术问题，隔声、防水、保温，都是工程指标。但在当天的研讨和采访中，多位嘉宾都不约而同地把话题聚焦到了城市建设与人的需求。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芸提出，住房品质不仅是技术指标，更是多维度城市议题。隔声、防水、保温等性能既关乎居民日常感受，也关联环境品质、公共健康、社会公平和治理能力，需要把技术问题放回人的生活体验和城市治理中理解，避免把好房子简化为工程标准。与此同时，好房子讨论具有鲜明生活延展性，从一间房扩展到社区、街区和城市，从空间形态延展到治理机制和制度设计，需要建立不同尺度贯通的研究视野，关注规划、建设、管理和居民参与之间的协调。
邓智团则把好房子的要素拆成三个层次。其中，物理性能是底线，比如新版国家标准将住宅层高由2.8米提升至3米，要求4层及以上新建住宅加装电梯，并将隔声、保温、防水、适老化、智能化等核心要求纳入标准体系；空间舒适是关键，这不只关乎面积大小，更在于尺度合理、功能适配、细节友好，也需要系统设计收纳体系，增强户型灵活性，适应家庭结构变化、居家办公和代际共居等需求，让空间适配人的全生命周期；而社区环境是延伸。这意味着，好房子不局限于一套房本身，必须向社区、街区延展，以社区建设为载体完善公共服务、公共空间和社区治理。
这样的分层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研讨中提及的难题，其中之一即居住需求多样化。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严荣在现场的圆桌讨论中提出，大家都希望追求宜居、都希望有好房子，但不同群体对好房子的理解和真实需求不一样，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各有偏好。对一座容纳了2500多万人口的城市而言，要满足所有这些需求，对公共政策和城市管理确实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而上海当前的成绩来得并不轻松：人均居住面积已超过37平方米，接近国际大都市平均水平；已构建全覆盖、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为数百万人口提供多样化住房保障服务。与此同时，上海致力于构建更综合、更全面的住房政策体系，为所有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宜居安居服务。这既是成绩，也是持续的压力。
宜居城市需转向人的需求
如果说好房子是宜居的微观单元，宜居城市则是宏观检验。研讨中，一个清晰的转向浮现出来：宜居评价正从规模指标转向人的真实需求。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程进提出，以往宜居城市评价多关注森林覆盖率、公园数量面积、绿化覆盖率等指标，这些构成生态宜居底色，但越来越需要关注是否满足人的需求。“如果我们没法满足人的需求，这些所有的建设只是停留在指标层面。”
上海“一江一河”岸线贯通提供了观察样本。黄浦江、苏州河两岸成为市民重要生态休闲空间，每隔几百米设有驿站，面积不大但功能较全，有阅读角、公共厕所、售卖机、急救设备等；苏州河两岸每隔500米有厕所。不同区段设置亲子、骑行、体育等功能，服务不同年龄和爱好群体。更关键的是运营机制：除政府投入外，上海吸纳周边商户、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参与，商户负责补给维护、志愿者轮值，保证公共设施持续以良好状态服务市民。生态空间建起来不难，难的是持续稳定地提供好服务。
文化维度同样被纳入宜居框架。上海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文涛用两组数据勾勒中国博物馆的扩张：从2005年约1500多家增至2025年7188家，约一两天就有一家新博物馆开放；观众从1亿多人次增至15亿人次。上海有300多座美术馆和博物馆，每年举办600多个展览，每年4000万至5000万人次参观。上海博物馆埃及展一年多一点吸引277万观众买票参观，收入超过1亿美元，成为重要城市文化现象。“博物馆既是市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外来游客到访城市的重要理由。”
埃斯波则展示了文化机构如何服务多元人口。埃斯波市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克里斯特·格鲁伊特胡伊森表示，该博物馆由传统的印刷厂改造，延续“学习”传统，建筑体现低层、人性化、工作与自然结合的理念；重视公共空间艺术，已开发72件公共空间作品，大量馆藏分布于医院等机构。埃斯波30%以上居民母语非芬兰语，博物馆将从明年起用六种语言沟通，让所有人感到欢迎。他强调，宜居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必须回应人口结构的真实变化。
“宜居规划不是替居民做决定，而是让居民成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芬兰埃斯波市城市环境部规划处建筑师安妮娜·库卡在圆桌论坛上分享称，埃斯波1972年建市，城市规划愿景较年轻，除了社区的多元化建设，沿河推进更新并提升河岸质量，在需要改善的城市环境中增加树冠和绿地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居民参与机制。埃斯波持续探索居民参与方式，因为“居民拥有真实的知识”。其中的方式之一即通过春季竞赛邀请年轻人制作愿景板，创建城市规划板让居民体验不同规划因素如何组合，并推出“自然友好庭院”，鼓励居民支持自家庭院生物多样性。
技术维度上，诺基亚政府关系事务副总裁高芙给出了一个克制而清晰的判断：真正智慧城市不由传感器数量、数据量或AI复杂度定义，而由技术是否让人们生活更安全、更简单、更健康、更可持续、更连接定义。“基础设施本身不是目标，重要的是人更安全、服务更聪明、能源更高效、环境更清洁。”她表示，AI更深入城市后，关键问题不是技术能做什么，而是它能帮助我们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智慧城市不是技术最多，而是技术帮助人生活得更好。
双城的经验互鉴与路径差异化
上海与埃斯波两座城市的规模悬殊，制度环境也存在较大不同，因此在可持续发展与宜居治理上，两市呈现出可比较的路径差异，但也不乏互鉴的经验。
比如，在外界看来，埃斯波以低密度、贴近自然的社区和低碳创新著称，而上海则面对高密度超大城市的宜居挑战。
邓智团认为，两座城市发展存在互鉴空间，但并非简单的“高密度学低密度”或“低密度学高密度”，而是不同密度条件下提升效率与宜居性的方法互补。埃斯波的实践表明，低密度不等于低效率。比如Kera片区依托现有交通与服务连接，将转型为拥有1.6万居民的可持续城区，其中心以步行和骑行为主，配套日托、学校、休闲等服务集群，并融合循环经济与低碳方案，优先采用尊重自然、支持社会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其核心经验是在密度增量中嵌入可持续性。上海的经验则表明，高密度并不必然牺牲宜居性。在既有高密度存量中，可通过营造社区生活圈、构建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以绿色建筑规模化提升环境品质，从而守住宜居底线，核心经验是在既有高密度存量中提升宜居性。
“从两地实践看，近期值得共同探索的方向，是面向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实施机制。”他表示，双方可以尝试把建筑循环经济的“可实施性”和社区韧性的“日常化”，统一嵌入城市更新与既有建筑改造的常规流程。比如，围绕“拆解—分级—再利用”开展技术标准与制度流程的案例互鉴，把气候适应、绿色运维和居民参与纳入日常机制。上海拥有大规模城市更新场景和多样化应用需求，双方可结合各自实践开展联合研究、共同提炼可复制的实施机制，这比单向经验输出更能形成可落地、可持续的成果。
邓智团进一步解释说，绿色建筑落地和密度平衡，也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挑战，上海的应对也可以分别概括为“以制度闭环保障品质”和“以功能混合调节密度”。绿色建筑落地的关键挑战，仍是“重设计、轻落地”以及全过程监管责任如何压实。上海值得向埃斯波介绍的突破，是把绿色建筑要求嵌入立项、设计审查、施工、竣工和运行全流程，强化设计审查约束、施工交底与绿色施工方案、竣工查验和运行监测评估，形成可检验、可追溯的制度闭环，使绿色性能从设计承诺变为交付和运行要求。
对上海而言，密度平衡的挑战或许更多集中在郊区。“中心城区设施密度较高，15分钟生活圈的步行可达性相对有保障；郊区新城和大型居住社区在商业、文体、为老服务等配套上仍有明显差距，职住分离进一步加剧了宜居体验的不均衡。”他提出，上海的应对之策不是追求密度均质化，而是以五个新城的产城融合和职住平衡为主线，推动产业、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就近布局，同时通过“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差异化配置，适配不同密度区域的实际需求。
企业层面的双城实践同样具参照意义。高萌表示，诺基亚在上海的人群感知解决方案与中国移动合作，连续7年支持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公共安全保障，利用移动网络数据在人群密度成为安全风险前识别风险，同时保护个人不被监视；在埃斯波，诺基亚参与智慧城市项目，利用5G传感器和数据开展监测、公共安全和能源优化。“埃斯波与上海规模不同，但原则相同：从人的问题出发，用技术解决真实问题。”她提醒，没有物理转型就没有绿色转型，可靠连接可改善公共服务获取和实时信息，帮助城市更智能管理公共安全。
上周带队赴芬兰走访的严荣对埃斯波“宁静、不到100米即可见海以及大学与社区创新创业融合的活力”印象深刻。这种“大学即社区、社区即创新”的空间组织，与上海超大城市的大尺度住房保障体系形成鲜明对照。
“我们的核心逻辑是‘创新赋能宜居、宜居支撑发展’。”邓智团表示，在《上海报告2026》的框架中，创新与宜居是相互赋能、循环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创新为宜居提供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绿色建筑技术回应低碳发展要求，让建筑在全生命周期内降低能耗、提升环境绩效；数字治理提升社区服务效率，使公共服务更精准地触达居民需求；另一方面，适老化、智慧化设计改善日常体验，让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居民都能安全、便利地使用空间。这些技术、制度和模式创新，只有从方案走向社区、从实验室走进家庭，转化为居民可感可及的居住改善，才真正完成了从“创新”到“宜居”的转化。
《上海报告》所强调的，即以宜居需求牵引创新方向，以创新成果提升宜居水平，再以宜居品质反哺城市发展动力，形成良性循环。这一界定既体现人民城市的价值导向，也让创新与宜居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获得统一。
其中的普陀区泰山人民坊案例被视为典型。宜川路街道以“全域融合”理念打通泰山一村、二村、三村之间的封闭界面，通过人民建议征集、线上问卷和实地调研，将居民意见贯穿方案设计与实施。改造后，永昌集市回应日常采购需求，社区食堂和为老服务区服务老年居民，“人人花园”、亲子娱乐区和自然生态校外实践基地回应儿童家庭需求，共享客厅、社区图书馆和多功能厅承载文化活动。这个案例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政府单向“配餐”，而是把居民多样化需求转化为空间功能和服务内容，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居民共享社区资源，以空间更新带动服务提升和社区认同。
研讨会的主办方上海社会科学院已连续5年参与这一活动。刘芸在最后的总结中表示，研讨会从云端走向线下，从上海走到埃斯波再回到上海，逐步成为两市政策对话、学术交流、企业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友城合作机制化、常态化的体现。两市实践差异构成有价值的比较视野，不是简单搬用经验，而涉及不同环境下的机制比较；后续合作可从经验交流走向共同研究、案例分析和知识积累，为建筑循环经济、社区更新、公众参与等领域合作奠定研究基础。
上海社会科学院自2021年起编制参与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海自愿评估报告（上海报告），每年推出成果，阶段性审视上海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和成效，与全球城市共享经验；本次研讨会的地方实践交流也为上海报告提供了重要知识来源。
关于《上海报告》SDGs的进展，邓智团介绍，上海可持续发展实践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分属不同话语体系，但本质内涵高度契合、能够相互对接。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涵盖宜居、创新、智慧、文明、美丽介绍性六个维度，而宜居是落脚点，最终体现在居民生活品质上；创新是动力，关乎城市活力与竞争力；智慧是治理方式，体现技术对城市运行和公共服务的赋能；文明是底色，承载文化传承和社会文明；美丽是生态本领，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韧性是安全保障。通过经济、治理、文化、社会、环境五大实践领域，《上海报告》将两者实现系统性链接，有助于世界更好理解上海可持续发展实践。
上海的经验及优势之一，在于系统化的目标管理与数据跟踪。在评估机制上，上海每年确定5个左右优先审查目标，从关键指标、总体进展、具体措施和典型案例等视角展开。第一轮17个目标已审查完成；第二轮评估从去年开始，以人民城市六个目标为总体视角，形成宜居智慧、宜居创新、宜居韧性、宜居美丽、宜居文明等年度主题，最终实现SDG1至SDG17完整覆盖和系统审查。上海从SDG1到SDG17均在稳步推进。
除了上述提及的多样化住房保障服务之外，多项关键指标显示上海在多条战线上稳步推进：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万美元；每万人医院床位数71张；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近99.9%；孕产妇死亡率每10万人1.62例；单位GDP电耗396千瓦时/万元；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64.1万人；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4.4%；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01:1；城市轨道交通网络962公里；工业废物综合利用2000多万吨/年；环保支出占GDP比重1.8%；主要河流湖泊水质三类以上监测占比99.3%；政务服务满意度99.94%；国外友好城市74个。
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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